张弘：我们知道中国有些领导把子女送国外，你要真的从本心里面觉得人家那么坏，怎么可能把自己子女都送到国外去。

还有一点印象特别深的主观分析与客观论述的问题，在潘维的书里面，他谈论“中国模式”是用肯定式，辩护式的模式谈“中国模式”。在潘维谈论“中国模式”话语中，里面有很多顽固事实，甚至很多辞典上查不到的说法，觉得很荒谬。他的书20页说“中国百姓不接受高税率，所以不能提供高福利”，这也是很可笑的说法。

我们中国的人均税负痛苦指数福布斯统计全球第二，如果加上隐性的东西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应该是全球第一。实际上我们已经接受高税率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福利而已。还有台湾地区国民党和民进党迅速堕落是当下的民政，我相信大家现在为止很有辨析力，他们那样的堕落能够被公开出来，能够被老百姓所关注，最后通过一系列民主和法律程序能够得到处理，显然是一个政治进步的表现，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里面说到的民主、潘维的解释是民主是代民作主，为民作主，我特意翻了一下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里面有一个最简单的说法。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我相信这两者是非常巨大的。

张耀杰：我觉得既然这本书叫《辩论“中国模式”》，就肯定有和没有。肯定是没有的话，还谈它干吗。丁学良最大的贡献把“中国模式”给它定性了，而且他定的性，徐老师是解构了，把这个性说明白了。

“中国模式”是铁三角，第一个角就是列宁主义。第二个叫社会控制机制，稳定压倒一切。第三个铁三角是有限制的市场经济。我不明白这个先生说现在的模式说得那么振振有辞，最后他又拿出一个新中国模式。他说这个老的模式，说是三个角缺一个角就不行，就不叫模式了，最后他给我们拿出来一个新中国模式，把原来的铁三角最后那个不重要的角，叫有限制的市场经济，就是小众经济变成了大众经济。中国就更新换代了，就变成盛世了，可以向国外推广他的新中国模式。一个学者基本的操守在哪里，你的良知在哪里？你既然那么明白，为什么不坚持？我们还要提出一个三角模式。

我们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说以人为本的大同人道主义，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要尊重外国人，也要尊重本国人，这才是我们第一个角，就是以人为本。第二个角民主化，限制民主制度，限制官僚集团，不能随便抢我们的钱，不能搞列宁主义。第三个角才是大众市场经济，有好的制度，有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才可能保证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有的人才可以从改革开放里面，从市场经济里面获得利益。

看过德国经济史，德国那个时候有限的市场经济做得非常好，社会管制比我们更强，强大的意识形态，我们都知道希特勒宣传部长很厉害的，而且很有学问。所以列宁主义不是创新，这本书给人一个误导使中国找出一个新模式，是创新了。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前人，我们的朋友，早就做过了，创新很难的，尤其是在国家的制度方面，尤其在经济发展的方面，我觉得人类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发展的路径，或者一个模式。那就是市场经济，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今天，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进步已经汗牛充栋，需要的是学习，需要在很成熟的理论面前有一种学习的心态，有一种谦卑的心态，不要拧着干。只有那种特别没有文化的人，才会跟文明的价值拧着干。

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有黄金十年，黄金十年就是在那个年代整个国民经济GDP，尤其是企业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大气象的私人企业家，我们大家都知道荣氏家族这一批产权看上去比较清晰的私人企业家，事实上也是一个企业家，虽然他是官员。那个年代出现的荣氏家长，形成私人企业的高峰，可是由于日本人打进来了，由于国民党意识到自己经济有所壮大，然后开始干预经济，所以国民党犯的错误，一方面是***做大，另一方面是国有经济加大，所以出现所谓四大家族，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改革开放1978年，到今天为止我们经济由于经过30年发展之后，我们政府又开始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开始垄断，政府超发货币，在我看来形成历史上同样的错误，在今天又开始上演。你要从历史演进中会发现中国所谓的模式一点都不新鲜，而且同样的错误过去犯过，今天还在犯。我特别想跟大家从一个历史变迁里面发现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但是我说了有两个变量，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国际化，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发展契机。但是从整个历史的演进来看，我不太喜欢“中国模式”这个词。经过非常严谨训练的学者，出了这样没有专业特征的书，然后除了引起老百姓的讨论的兴趣以外，在学术上是没有太多的成功的。这就是我的意思，谢谢！

“中国模式”持续30年经济增长，有一个微观的解释基础，这个基础是由香港张五常先生所提出来的，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之后，他找到了一个解释的途径，就是在县级政府的充分竞争。张五常在中国经济制度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县级竞争，县级竞争根源在于1994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成，这种分成也就是相当于他所说的租佃制的农户分成。在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之间，县政府是可以从17%***获得分成，获得四分之一***，也就是4.25%***的收入。尽管说中央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对于分成比例可能会有争吵，但是这样一个分成租佃制在中国积极有效，使得县级政府把村、县公司组织起来，从公司制角度来讲，这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成租佃制发挥了地方灵活性和创造性。基于这样微观解释模型，县级政府和中央政府能够博弈领域在中国宏观经济并不担心，比如涉及财政问题，涉及到投资问题，在县级政府与中央政府可能具有博弈和讨价还价能力当中，他不是太担心中央政府的政策会影响中国经济绩效，但是他所担心的可能是县级政府和地方政府无法控制的领域，比如说像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

中国的货币政策，中国汇率政策在学术界讨论比较多，汇率政策尤其涉及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县级政府，尤其是县政府有限公司对于它的经济表现会不会有影响？这一点说张五常说可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地方。张五常对自己的解释模型还是非常满意，他也确实揭示了中国经济3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对于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尤其90年代以后增长，在学术界当中还是有些学理上的讨论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其实叫做国家组合主义，或者叫做国家的法团主义，实际上在国家统治之下一种整合社会力量，集中力量发挥社会经济的一种政策。在国家组合主义社会政府安排下，得益于集中全社会力量，尽量减少社会力量损耗，从而也实现了经济高增长。

网友：这本书翻了前面大概二分之一部分，前面四章当时感觉写得非常好，也向朋友推荐。但是读到第五章的时候突然感觉笔锋一转，感觉有点抽风。关于国际中美战略那一讲，举个例子，书中提到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如果中国要和美国开战的时候，应该先实行小范围试探美国对战争的反映，等小范围实行成功了，再开始大范围的。给我感觉前面在弹钢琴，突然跳下来跳一段街舞的感觉。

张耀杰：丁学良说在东海打一个小规模的海战试探美国，这样台独都不敢说话了，东南亚这些国家都害怕了。能打吗？凭良心守着人道也不能出这种主意。我们这个国家春节前开了一个会，106岁的周有光老生到会上发言，第一句话我们又到这个时代了，我们要当地球人，我们不要强调就当中国人，首先要爱人类，要地球。这个国家应该变好，不是由于这个国家一坏我们就爱你，这个国家要忽视价值，要在地球人这个共同体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我们才爱你。

张耀杰：“中国模式”这个事情，我基本上同意苏小和的说法，包括这个模式，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不新鲜，其实希特勒的时候也有这种模式，拉美也有这种模式，中国历史上晚清也有这样的模式，国民党也有这种模式。

但是小和说的有一点不准确，国民党说的模式，实际上现在已经研究了很多，国民党时候的官僚资本和官僚集团，最后真正把国民党的经济搞坏的，不是四大家族，是国家资源委员会，这些人都是从英美留学回来的人，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回来了，帮助国民党搞官僚资本，搞计划经济，把所有民间资本吃掉了，给人败坏掉了，抗日战争所谓的抗战爱国，他把中国的民主经济，民间资本、民间企业全给摧毁了，然后把所有东西留下来转给***了，这些大部分都留在这个国家，49年以后基本上都在监狱里死掉了，就是这样一些人。几个大的人物，后来都是政协什么的，小的给他当精英，中层的骨干大部分都是留学生，都是年纪轻轻的三四十岁，二三十岁大部分都进监狱了，现在还是走这条路。还是潘玮这些人，从国外没学好，回来还干这些事情，要国进民退，要帮助国家，帮助政府要抢我们民间的钱。大清最后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还想国进民退，把老百姓入股修的铁路，他给收国有了，老百姓闹运动把大清推倒了。国民党推倒就是因为民怨沸腾，大家不支持国民党，国民党经济搞垮以后，打仗也没打好，就败退了。我们现在还要走这条到，叫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是我觉得丁学良这个概括，反正它还叫模式，是不是叫中国，毕竟在中国实行的，叫“中国模式”也没什么太大错误。而且丁学良没说这个创新，他不成立的地方他搞了一个更差的什么新中国模式，民主化改革他不敢坚持，对官僚集团的限制，什么新闻自由，他不敢限制，他三个辣椒最后变成一个辣椒，就光说大众经济，这是很没出息的。既然要破除原来既有的中国铁三角模式，就拿出一个好的还是三角的真正完整的模式。别的不敢说，光搞一个大众的市场经济模式，怎么可能啊？仅仅一个市场经济怎么可能成为模式呢？在这么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