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病逝后，白宫发表声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李光耀的去世表示哀悼，“他是历史上真正的巨人，作为新加坡的‘国父”和一名伟大的战略家，将会被世世代代所铭记”。

上一次这位老人登上媒体头条，还是上周的“被去世”闹剧。普罗大众对于李光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过什么事情或许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么，我们通过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来走近这位以小国良政影响世界格局的91岁高龄政治家。以下文字部分摘自《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迄今，他依然不懈地推进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我对他满怀敬重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们的双边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2011年5月23日）

巴拉克·奥巴马　美国总统

李光耀是20世纪、21世纪亚洲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推动亚洲创造经济奇迹的人物。（2009年10月29日）

比尔·克林顿　美国第42任总统

李光耀的公共服务生涯极不寻常，引人瞩目……他在担任总理以及内阁资政期间的工作帮助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数百万人过上了更好的、更富裕的生活。我希望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在李光耀的辉煌业绩上更上一层楼……我感谢你们（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商务理事会）将殊荣授予了一个令我万分钦佩的人。（2009年10月27日）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美国第41任总统

我在漫长的公共服务生涯中遇见了许多睿智的、能干的人，但没有一个像李光耀这么令人印象深刻。（2011年，李光耀所著《我毕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上的评论。）

雅克·希拉克　法国总统（年）

李光耀延揽了一批优秀人才，把最严格的标准转变成了一套管理制度。在其领导下，公共利益至上，崇尚教育、工作与储蓄，以及预测狮城需求的能力都使得新加坡走上了我所说的“进步的捷径”。（2000年，李光耀所著《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上的评论。狮城指新加坡。）

德克勒克　南非总统（年）

让我印象最深的领导人也许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李光耀为他的国家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他选择了正确的价值观和正确的经济政策以确保一个成功社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他就像一位在社会这块最大的画布上作画的艺术家。他还对世界有着敏锐的判断力，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见到他时，他对我们南非的形势做了非常深刻、务实的评价。（2012年3月30日）

托尼·布莱尔　英国首相（年）

我认为，李光耀是我遇到的最睿智的领导人。（2010年，布莱尔所著《旅程：我的政治生涯》。）

约翰·梅杰　英国首相（年）

李光耀堪称现代新加坡之父，他当之无愧。他制定的政策被亚洲各地效仿，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新加坡的印象和看法。这项功绩永远不会褪色。（2010年，汤姆·普雷特的《与李光耀对话：公民新加坡—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上的评论。）

玛格丽特·撒切尔　英国首相（年）

担任首相期间，我阅读并分析了李光耀的每一篇讲话稿。他可以透过宣传的迷雾，无比准确地阐述我们时代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他从未出过错。（2000年，李光耀所著《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上的评论。）

赫尔穆特·施密特　德国总理（年）

自从遇见我的朋友李光耀以后，他那超凡的智慧和直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为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家的生涯中，他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有能力建立一个适合新加坡民族多样性的政治框架，现代新加坡的经济社会进步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这种能力。这本书是其洞察力与能力的又一见证。（2011年，李光耀所著《我毕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上的评论。）

全球性企业和经济机构的领导人

鲁伯特·默多克　新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40余年前，李光耀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熠熠生辉的、富裕的现代化大都市，尽管这个国家一直被充满敌意的国家包围着。他凭借超凡的智慧成为世界上非常坦率、极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这本书对于任何想要研究现代亚洲的人而言都是必读之作。（2000年，李光耀所著《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上的评论。）

约翰·钱伯斯　思科系统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生命中有两个砝码：互联网与教育。李光耀作为一位世界级领导人，他明白这一点，他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帮助新加坡在互联网经济中生存下来并取得成功。（2000年，李光耀所著《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上的评论。）

彭明盛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董事长

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真是太好了，这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李光耀是我非常钦佩并给予我诸多教诲的绅士。他给予我很多关于亚洲、中国和印度的教导，他有着非凡的洞见。（2011年2月1日）

雷克斯·蒂勒森　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多年来，李光耀一直诲人不倦地指导着政府及企业的领导人，当然包括我。福特剧院林肯勋章通常颁发给具有林肯总统那种品格与气质的人。除了李光耀，现代人中很少有人能获此殊荣……林肯总统曾经说，杰出的天才不屑走旁人走过的路。对于新加坡人民而言，李光耀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领导人，他对这个国家有着非常大胆的设想。他没有领导新加坡走上保护主义的狭隘道路，而是踏上了全球参与和经济竞争的康庄大道。（2011年10月18日）

罗伯特·佐利克　世界银行行长（年）

多年前，我了解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时，也想获得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院。对于一个为世界留下巨大印记的人而言，这是对其功劳最好的证明。（2008年12月18日）

詹姆斯·沃尔芬森　世界银行行长（年）

我曾经给内阁资政先生当过顾问。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因为每当我前往新加坡要给他提建议时，他便打断我，把我打算告诉他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我就返回美国兜售他的建议。内阁资政先生，非常感谢你教了我那么多。我曾试图给你提建议，实际上却是你在教我。（2007年7月10日）

穆泰康　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历史将证明，很少有领导人能像李光耀阁下那样对国家、对东南亚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位推动东南亚国家联盟发展与演变的重要人物，李先生还帮助了数以百万计的东南亚人民，使其能够生活在和平与经济持续增长的环境中。（2009年10月27日）

戴维·罗斯科夫　加藤罗斯科夫国际顾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这个小岛（新加坡）直到1965年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是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国家。和其他很多到访过新加坡的人一样，我也感到很惊讶，怀疑是不是古希腊人和李光耀在发展城邦时有什么共同的发现……在领导新加坡的半个世纪中，李光耀逐渐成长为世界上最卓有成效、偶尔具有争议性的领导人。（2012年，罗斯科夫所著Power,Inc.）

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国务卿（年）?

今天，我很高兴在此欢迎内阁资政先生来到白宫……长期以来，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新加坡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李先生，我想我们可以说你有很多崇拜者。在这里，你获得的是一个重要的奖项—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商务理事会终身成就奖，这是为了纪念你的终身成就，我同很多美国人一道感谢你的帮助。（2009年10月26日）

乔治·舒尔茨　美国国务卿（年）

您的行为、言论和矢志不渝的意志教会了我们所有人很多。我谢谢您。（2009年10月27日）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美国国务卿（年）

在我长期以来遇到的人中，李先生是最具现代思维和战略眼光的一位。（1997年7月30日）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年）

他是世界上具有超凡智慧和警觉性的领导人之一……他能够就几乎任何一个国际问题进行深入、详细的阐述，他是亚洲舞台上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他坦率地把亚洲人对美国在亚太地区角色转变的看法传达给我们。（1977年9月16日）

拉里·萨默斯　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年）、美国财政部部长（年）

在李光耀面前谈论有关治理的话题，简直是班门弄斧。（2006年9月15日）

罗伯特·鲁宾　美国财政部部长（年）

李光耀深谙地缘政治及文化事务……我认识他大概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他展现了自己对地缘政治的深刻理解和对地区问题的深入把握。（2003年，罗伯特·鲁宾和雅各布·威斯伯格所著《在不确定的世界：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艰难抉择》。）

约瑟夫·奈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年）

今天，新加坡是一个富裕、繁荣的国家。如果世界其他国家能取得新加坡那样的成就，世界就会更美好、更繁荣……李光耀永远都在思考，高瞻远瞩。各国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都竞相征求他的意见。（2000年10月17日）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中文名“纪思道”）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其他许多领导人也都重塑了国家，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俄罗斯的列宁以及中国的***，但论及给各自民族留下的印记，首先提到的肯定是李光耀……他无法容忍异见，实行威权主义，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但他依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的著作《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是内容丰富的回忆录，是一位伟大领导人给我们留下的财富，在很多方面，这本书就像李光耀本人一样，睿智、思维缜密、坦率、引人深思。（2000年11月5日）

戴维·伊格内修斯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在长达25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也许是我采访过的最聪明的政治家。（2002年9月28日）

法里德·扎卡利亚　美国《时代》周刊资深编辑、《后美国世界》作者

李光耀治理的只是东南亚的弹丸之地，历经艰难的斗争和痛苦，直到1965年才获得独立，没有什么资源，人口由华人、马来人以及印度人等构成，语言错综复杂，但他却把这样一个国家治理成了世界经济中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仅采取了聪明的经济政策，还有机敏的外交政策……他仍然是新加坡毫无争议的国父。他在85岁高龄时仍然对当今世界（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有着独到深刻的理解，令我惊讶不已。

李光耀对待语言的态度很实际，或者你可以说他很功利。没错，语言就是工具。李的儿子花了很多功夫学习俄语。

我后来很庆幸自己是个受英文教育者。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维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固执和偏见。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视角来看事物。

1975年，在克服了国家比较迫切的问题之后，我开始亲自关注教育问题，我进教育部当了四个月的教育部长。

我认为华校不存在，并不表示华文将在新加坡消失。我不相信我吗不以第一语文水平来教导华文，便会失去文化的根。语言和文化有关联，却不等于文化。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必须不断变革，才能解决新的问题。事实上，一个种族的语言和文化的潜在力，是在于它能否帮助这个种族随机应变，适应时代需求。

基督教徒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华文等几百种语文，使基督教传遍世界各地。不论用什么语文祈祷，他们的信仰都是一致的。

华人把社会和家庭利益放在个人之上，还有孝敬父母、奉养父母等富有意义的华人传统价值观，才是更值得保留的。

1965年8月9日，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带着200万人民，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建国之路。我的使命是必须为这200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责。不幸，新加坡却有了一所全讲华语，为团结华人，大力宣传华族文化的大学。陈六使。南大首任校长林语堂。

在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5月的大选胜利后，南大学生会发表了年的政策和工作计划，呼吁“加强学习、提升学术水平和扩展爱国精神”。这是加强***思想传播、积极参与政治斗争以支持***统一阵线的间接指示。

陈六使和他的支持者相信共产主义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可以做他们的依靠。当时，我还没去过中国，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信息来自中国大量出口到东南亚国家的***革命期刊。中国的真实情况如何，他们并不知道。***却在1978年亲自访问新加坡，并在90年代初呼吁中国人学习新加坡的建国和治国模式，这是陈六使想象不到的。

政治是一门“只做可能做的事”的艺术，所以当时我唯一的办法是“等”，等到绝大多数的家长都看清形势，都把孩子送进英校，以英文为主导语文。这样一等，就等了13年，没有办法，有些事情必须耐心，假以时日，不然不可能做成。

华校教师则是1911年推翻清朝辛亥革命的产物。新加坡早期华校教师连同课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从中国输入。

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执政后，花了很长时间，来防止有人利用华文教育问题来达到颠覆目的。

我们为了谋生而采用英文，也面对着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所吸收或渗透。身为东方亚洲人，怎样对东西方文化来一番去芜存菁就显得越发重要。例如，我们必须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爱、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不容许这些关系沦为裙带风险或偏袒行为，以致破坏我们任人唯贤、唯才是用的制度。我们尝试维护大多数的儒家传统价值观，但同时作出一些修改，例如不重男轻女，以适应今日工业生活的需求。

西方文化固然有它的好处。如果没有学到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以及他们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还会很落后。不过，我们不需要盲目地拥抱西方的一切。

中国崛起的姿态未明朗之前，新加坡许多家长都埋怨政府的双语政策，认为自己的子女花了太多时间学习华文。中国国力日益强大后，给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很大鼓舞。

我们还规定，和40岁以下的公众，只以华语交流，40岁以下不会说华语的人，必须排在最后，他们的事情最后才受处理。

32年后，我们已经改变了新加坡的语言环境。

1988年，美国《风云人物》的记者采访我，作为政府领导人，最难做的决策是什么？我回答说，最困难的决策是处理有关根植于人民心底的文化以及感情问题。例如语言课题。

学习华文首先从功能性出发，掌握好听说读写的能力。另一个重点是寻求自我认同。出国在外，人家看我们身为华人，却不会讲华语，不会看华文，那是很难过很尴尬的事，我年轻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对于新加坡人来说，学习华文即使困难，也不能放弃。

我因此认为华文第二语文，不应该以“认识丰富的词汇和运用语文的高度技巧”作为教学目标。要学生把时间全部放在词汇、成语与文学性上，是过分苛求。

***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曾问我会不会不去访问祖籍地。我说不会。如果去，我在东南亚就有麻烦了。我在东南亚管理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有两个马来伊斯兰教邻居，一直对我们心存怀疑。

我是新加坡这样一个华人为主的独立国家的第一任总理，马来世界对这一点很敏感。即使没有这样，他们仍然怀疑我们：你为什么得到两只熊猫？我们帮助中国很多，给他们很多经验的传授。

我们当初以为会讲华语，有相同的文化就行了，我们忽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双方工作方式的差异。新加坡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规制，他们的工作方式却是中式的，而且能随意变动，不像我们在详细制定规则后就会遵守这些规则，以便将这些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复制。

一天晚上，他的中国同行问他：“新加坡有多长时间的历史？40年？我们有5000年了。你们想教我？”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一些，相信自己更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