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明朝亡了，这口锅谁来背？

明朝的灭亡令许多人磋叹不已，悲哀的王朝，悲哀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探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有人说，明朝亡于党争；有人说，明朝亡于厂卫；有人说明朝亡于宦官专政；也有人说，明朝亡于崇祯万历。

不得不承认，明朝皇权集权程度之高，仅次于清朝，是之前历朝所没有的，但明代与后汉和唐也被并称为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时代。诚然，明朝的商品经济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的，思想更加自由开放，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官风民风也深受影响；同时，土地兼并也很严重，民间一片繁荣，政府税收却锐减，而长期的官风腐化也闹得政府效率低下。大明帝国的上层建筑，早已经是百孔千疮。张居正推行十年之久的万历新政，最终也只是成为明王朝灭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

公元1644年农历3月19日凌晨，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最后一次回望了这个令他绝望的世界之后，毅然地在北京紫禁城煤山上的那棵老槐树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仅仅两个月之后，长城以内的大好河山就被来自山海关外的女真人占据。而这场“亡天下”悲剧的祸根，其实早在两百多年以前就已经种下。

一、一人一事，便可亡明？

01定都北京为什么是明朝致命的败笔？

02袁崇焕不死清兵难入关？

03大明朝本不该亡，皆因此人放了努尔哈赤才造成亡国的悲剧丨大清崛起录

04怎么刚杀了魏忠贤，大明朝就垮了？

二、是非忠奸，如何明辨？

05大英雄摇身一变大汉奸，只需要摆一个大乌龙

06绣春刀：谁说东林党不如魏公公？扯淡也要有个限度！｜文史宴

07明朝独一无二的首辅，为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08从明朝天才高拱的失败，看明朝派系斗争的杀人不见血

三、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09为什么明朝建国80年，就有了亡国之象？

10萧武｜东林和阉党都背不起大明灭亡的锅，问题出在接班人

11为大明帝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禁军勇卫营四处灭火，仍难挽明朝灭亡结局

12南明皇帝朱由崧：偶然的谢幕人

一、一人一事，便可亡明？

公元1644年农历3月19日凌晨，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最后一次回望了这个令他绝望的世界之后，毅然地在北京紫禁城煤山上的那棵老槐树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仅仅两个月之后，长城以内的大好河山就被来自山海关外的女真人占据。而这场“亡天下”悲剧的祸根，其实早在两百多年以前就已经种下。

明朝建国之初，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朱元璋在与蒙元残余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逐步构建了完善的北边防御体系。

明朝在能实际控制的北方边境地区的最东端——辽东广宁一带，设置大宁卫（今辽宁北宁），向西通过开平东路驿站，连接开平卫，再通过西路驿站，连接独石口和兴和，再向西与今内蒙境内的明长城及山西行都司北部的沿边卫所相接，直至河套东胜卫，并与陕北、宁夏、甘肃相连通，最西面一直到新疆东部地区，在此设置哈密卫。

这道防御带从东至西绵延上万里，是明朝北边防御体系的外围地区，它以辽阳、开平、晋北、河套、哈密等战略要地为据点，重在经营长城以外的卫、所，并未被动地依靠自唐末以来就已经残破不堪的长城。尤其是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可以同时俯瞰、监视东北和蒙古地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在山西、北京、辽东一带，明朝又构建了内边防御带：以雁门关为中心，向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向东经居庸关、古北口直至山海关，构成内边防御地区。这样一来，内边与外围防御带相辅相成，组成一道完整的北边防御系统。

除了北边防御之外，明太祖还考虑到了一旦胡骑突破长城一线的防御问题，为此精心设立了横穿山西、河北中部直到山东沿海的二道防线，沿黄河和淮河展开的第三、第四道防线，并且设置了从太平府至江阴用以拱卫京师的长江水师。这些部署在战略上颇有远见卓识，以上五道防线纵深数千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明朝开国伊始定都南京，只是权宜之计。彼时蒙元势力尚盘踞北方，明朝只能暂时将都城设在南方。经过数次北伐，至1372年，明军收复了整个黄河流域，蒙元势力退往塞外。此后，明太祖就一直心怀迁都之意。

1391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疏，极言关中“据百二河山之险，举天下形胜所在。”于是明太祖就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和豫西，朱标在仔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两地之后，也向太祖建议迁都关中，朱元璋为此颇为心动，各项准备工作已在筹备之中。不想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朱标就因病去世了，明太祖晚年丧子，不胜悲痛，从此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之事。

▍清军入关之祸始自明成祖迁都

靖难之役以后，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身份夺取了亲侄子的江山，对于南京故都，心中有鬼的他始终呆不惯，于是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最终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 正式迁都北京——这个他曾经赖以起家的地方。

北京所处的幽燕之地，一向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猎(游牧渔猎)民族对峙的前线。朱棣迁都北京，就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的政治重心迁至北方前线附近。从此，保卫首都的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取代了其他一切防务，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一国之都犹如一人之心脏，首善之区一旦被敌军攻破，国家便有亡国之危。

为了确保北京的防御万无一失，明朝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长城，并在翻修长城的基础之上，增筑由晋北到山海关的“九边”——长城的支线，来拱卫京师，并沿九边一线大量设置军事要塞。

由于古代生产力有限，加之重农抑商的政策导致明朝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没有宋朝那般富庶，这使得明朝的国力很难同时支撑长城内边与外围的复合防御体系。

因此，为了全力拱卫北京的安全，明朝在塞外的防线不得不同时收缩：在西线，放弃位于新疆东部的哈密卫，撤至嘉峪关；北面，明朝中期以后放弃河套，退缩至陕北和晋北；在最为至关重要的东北方向，朱棣死后不久明廷就放弃了极富战略意义的开平卫，明朝中后期东北防线退至松花江以南，到了晚明万历年间则进一步缩至今天辽宁省中南部地区，包括大宁卫在内的山海关至鸭绿江一线的卫所尽皆废弛。

由于防卫北京的需要，明朝北边防御系统便不断向内退缩，重点防卫（北京）取代了朱元璋之前确立的均衡防卫。从此，明朝在西、北、东三个战略方向上都日益空虚，这不仅导致了其后正统和嘉靖年间蒙古瓦剌、鞑靼两部的肆虐，更为日后满清的前身——建州女真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对此，清初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批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乎！”

与此同时，由于迁都北京，使得明朝原来苦心经营的内地纵深防御体系、包括淮河、长江防线都形同虚设，在朱棣死后都废弛了。此后，明朝主要的国防军力，都集中在沿长城一线展开的“九边”，这种缺乏纵深的防御毫无韧性可言，只要游猎民族集中兵力突破“九边”上的任何一点，整个防线便会土崩瓦解。此后，外敌便会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1645年，入关清军南下攻灭弘光小朝廷，进军如此顺利，弘光朝廷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除了南明文恬武嬉、江北四镇跋扈自雄，不听号令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早已抛弃了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内线纵深防御的策略。

现在有不少人将朱棣迁都北京吹捧为“天子守御国门”的豪迈之举，不吝赞美之言，这是言过其实。天子乃一国之重，岂可轻涉险地？将首都设在抗敌的前沿地带，未必能提高军队的士气，反而会成为军队的额外负担。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历史上皇帝御驾亲征，往往是败多而胜少，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尚且无功而返，何况朱棣之后一蟹不如一蟹的明朝诸帝乎？况且将一国首善之区设在易受外敌攻击的前沿地区，将大大提高政治上的风险，增加国防难度。由于北京最北面（八达岭一带）距离长城只有区区四十公里，毫无纵深可言，一旦胡骑突破长城一线，立马就可对京师构成致命威胁。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朱棣迁都后仅过了28年就发生了“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亲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被瓦剌军打得大败，皇帝本人都做了俘虏。幸好也先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乘胜进逼北京，这才给了明廷喘息之机，加之景泰帝和于谦力挽狂澜，明军最终击退了后来进犯的瓦剌军，这才逃过了一劫。但若非也先一时的昏聩，只恐“靖康之祸”的悲剧时隔三百年又要重演。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崛起于辽东，成为明朝最强劲的外敌，从1629年“己巳之变”开始，清（后金）军曾多次兵临北京城下，几乎次次都是灭顶之灾。倘若不是以皇太极为首的满洲贵族此时仅仅满足于烧杀掳掠，尚未有入主中原的雄心，只恐崇祯帝要提前数年自缢于煤山之上了。

历史上北方游猎民族，其经济来源除了放牧和渔猎之外，主要就是对富庶的中原农耕地区进行掠夺。基于这一点考虑，明太祖在立国之初，就将蒙元强制迁入幽燕、晋北、陕北的汉民，大量地移往中原、关中地区，在试图复兴中原、关中的同时，还将元大都变作荒凉的边防城市北平，将长城一线变作荒僻之所。他试图用这种坚壁清野的手段，使蛮族每次南下掳掠的成效降至最低点。

然而朱棣北迁后，就将这一富有远见的战略完全抛弃了。为了支撑远在华北北端的国都，明朝不得不将大批人口迁移至幽燕一带，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期苦心经营北京城。而这样做无异于驱羊入虎口，将海量的财富资源拱手送于北方蛮族，为游猎民族南下烧杀掳掠大开方便之门，使其实力日益膨胀，势力不断坐大。

明朝中后期，蒙古鞑靼部在晋北、“九边”地区掳掠上百年，边民苦不堪言，明廷对此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而到了明朝末年，从1629年至1642年，清（后金）军前后六次越过长城，深入畿辅、入塞掳掠，每次都是杀人如麻，满载而归，共掠走华北汉民逾百万，分置给八旗各旗为奴。河北、山东等地，一任蹂躏，深受其害，明廷对此一筹莫展。满清（后金）的实力由此大增，而明朝则国力大损。

▍中国历朝如何选址定都

纵观中国历史，在明朝之前的历代中土华夏王朝在定都问题上往往讲究地理上的“不偏不倚”，这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周、秦、汉、晋、隋、唐、宋，都定都于华夏文明核心区的关中或中原，“处中国而治四方”。没有一个王朝像明朝那样将国都定在偏处蛮族游猎边缘地带的幽燕之地。这绝非偶然，而是古人拥有大智慧的一种体现。

关中或中原地区，位于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心地带，距离北方长城一线有约八百公里的纵深，胡骑即使突破长城，也难以迅速造成致命的威胁。

倘若游猎民族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即使一时得手，由于孤军深入，风险巨大，亦不敢久留中原，势必北返。

北宋疆域图，当时北京所在的燕云十六州为辽所控制

946年，契丹攻灭后晋，耶律德光在开封即皇帝位，却不想遭到中原民众如火如荼的反抗，他害怕后路被切断，扔下一句“朕不想中国之民如此难治”后，便匆忙北返。

而金灭北宋之后，也未敢像日后满清那样迁都继续南侵，而是在汴梁大肆掳掠一番之后，就匆匆地押着徽钦二宗北撤了，这无疑给了康王赵构喘息之机，南宋最终得以保住半壁江山，与此不无关系。

历史上定都幽燕之地的，多是入主中原的金、元、清等胡人王朝。这些游猎民族本身起自塞外，对中原汉地有着天然的戒备心理，所以在国都的遴选上不敢过分深入华夏文明核心区，这才会选择在靠近游猎区的农耕文明的边缘地带——幽燕定都。这样一来，对这些北方蛮族来说，进可攻而退可守，一方面可监视中原汉地，而一旦局势有变，则可迅速退往塞外（关外）发家之地。

1368年，明军北伐，元顺帝见大事不妙，迅速放弃大都，撤往漠北。1912年清帝逊位之后，满洲贵族肃亲王善耆离开京师，举家迁往旅顺，途中赋诗一首：“幽燕非故国，长哮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便是这种胡人心态的自然流露。

朱棣迁都北京，最终只是为异族建立了一个完美的据点，便于游猎民族对中原的入侵和征服。入侵的蛮族如果占领北京，就能继续从容南侵，而一旦失利，则可迅速退往塞外或关外，而不必冒孤军深入的巨大风险。

固然，明朝的灭亡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实际上是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赌注，最终埋下了日后清军入关的祸根，对此后数百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来自馆友 海棉宝宝vuzd7w的馆藏

袁崇焕不死清兵难入关？

[摘要]“明清之际，关于中国亦大矣，非止系一朝之兴亡也。”1891年，康有为作《袁督师庙记》，开篇即如是说。袁崇焕之死，为明“自坏长城”之举，而“国亦殄灭”。

袁崇焕之死距今近380多年，由于他在辽东抵抗后金的成绩，又因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被处死，今日之公众对袁崇焕抱有极大同情，因而往往假设，如果袁崇焕不死，清兵难以入关。

历史不容假设，但不妨碍在此前提下，从多种角度理解这段历史。对于这一假设性问题，区别讨论袁崇焕之死有没有对辽东的局面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以及袁崇焕被杀这一事件何以与影响明清更迭这一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是获取***的两把钥匙。

一段时期内，袁崇焕在辽东的表现可圈可点，他的确有扭转颓势的能力

自万历中期开始，明廷在辽东的局面几经起落。这一边防形势的变化，与主官是否得人密切相关。譬如明兵部侍郎、辽东经略熊廷弼任职期间，辽阳守备大固，奉集、沈阳也得以重为重镇。[1]而当熊去职之后，继任袁应泰就把辽阳、沈阳都丢了。

袁崇焕就是在这一情势下登场的。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一战明军惨败，熊廷弼被逮下狱，传首九边，辽东局面一片暗淡。正值此用人之际，袁崇焕以外官赴京朝觐，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主事，紧接着便出任山海关监军佥事，奔赴前线。当时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大学士孙承宗视察山海关时，袁崇焕便请求驻守宁远，说明他已注意到宁远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他所坚持的修筑宁远、锦州等城为山海关外围防线的策略，相比当时流行的退守山海关的防御主张，在战略上更为积极，明军可进可退，存在更多活动空间。

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固守宁远孤城，击退努尔哈赤，辽东迎来一场罕见的胜利。此役之后，袁崇焕趁机请旨，修筑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加强防务。经过此次布置，又成功抵挡住从朝鲜回师的皇太极。天启七年，明熹宗褒奖袁崇焕“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2]，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天启年间，袁崇焕在辽东的成功表明，他一定程度上具备扭辽东颓势的能力。

袁崇焕在辽有年，兼具实战经验与战略眼光，因此，崇祯元年被重新起用时，仍被寄以厚望。他所提出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三条基本方略，切合当时辽东的实际，并且逐一付诸实现。

杀掉毛文龙，是袁崇焕生前的战略败笔，间接为推动清兵入关帮了忙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举措失当。

当时袁崇焕甫担大任，为避免掣肘，请求崇祯皇帝先后取消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毛文龙在皮岛拥兵自重、调遣不灵，袁崇焕此举，应当主要出于事权统一的考虑。

后人所绘毛文龙及其麾下四员大将

袁崇焕虽然也承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3]，但他擅杀毛文龙一事及事后的布置，显得对这一地方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东江为皮岛别称，靠近鸭绿江入海口，介于辽东、朝鲜和登莱之间，毛文龙兵强势壮，能从海上形成对后金的有力牵制，时人誉之“海上长城”。

毛文龙死后，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吴三桂皆降清。

毛文龙死后，清军少了这一后顾之忧，同年十月，皇太极率兵与漠南蒙古诸部，绕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带的防御线，从喜峰口以西防御薄弱的长城边隘打开缺口，长驱直入，威胁北京，酿成“己巳之变”。袁崇焕也因此被逮下狱，至罹极刑。

关于这一时期处置的失当，王在晋这样评价：“向使袁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作为袁崇焕的政敌，王在晋的说法不无偏见，但袁崇焕的一些“盟友”们，同样也未能给出合理解释。

可以说，即便袁崇焕不死，其生前杀毛文龙之举，也是辽东战略版图上明廷的一大bug。

将“袁崇焕之死”与明朝国运联系起来，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宣传

《明史·袁崇焕传》中，有“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之语，然而这是后人的评断，不仅崇祯年间之人不会做此想，在许多经历明清易代之人的笔下，也鲜有这样的论断。

随着皇太极“反间计”被证实，以及乾隆、嘉庆两位皇帝对其褒奖，清代中期，袁崇焕被塑造成“孤忠之臣”，但此时对其评价中仍存在不同声音。真正将此人与“国运”联系起来的，则是清末康、梁等人。

袁崇焕死后不久，明末清初人士对他褒贬不一，同情有之，谩骂有之，但多为持平之论。

明末清初，由于史实尚不清楚，各家记载也不统一，但大多为持中之论。《明季北略》关于袁崇焕的记载一共四则，分别为天启年间守宁远、崇祯元年陛见提出“五年复辽”、谋杀毛文龙、被逮论死四事，并且详细记载当时京师出现“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的奇闻。谈迁在《国榷》里几次论及袁崇焕之事，也只是为其鸣冤，认为以“通敌论死”不公。

此外，还有较为极端负面的评价。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为袁崇焕作传，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人：

“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

张岱（），浙江绍兴人，晚明士大夫

张岱否定了袁的能力与数年之边功，嘲笑其“五年复辽”计划似痴人说梦，不仅不认为他能挽救明朝，还把他与秦桧并列，肆意调侃：

“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亦犹之毛文龙以么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论者乃取以比拟，不特开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桧矣。”

抛开事实层面的偏颇不谈，如张岱这般辛辣讽刺，到清代中期之后则基本绝迹。

清代中期，袁崇焕“通敌”冤情披露，朝廷仅表彰其“孤忠”，不理当年是非

清代官修《明史》的流行，厘清了袁崇焕之死的重要问题，即崇祯二年的“通敌”之说，实为皇太极所施之反间计。

《明史》袁崇焕传记有言：“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关于明史中为何能对当年扑朔迷离的情况下结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修史时史臣得以参考《清太宗实录》，因而反间之事才列为信史。[4]

《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戊申条的确明白记载了反间计的全过程，时间、地点、人物，无一不详。随着这些证据为大众所知，袁崇焕“通敌”之冤得以昭雪。

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偶然翻阅《明史》，读到袁崇焕之事迹，认为其人“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闇，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5]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乾隆帝便令巡抚调查其有无后人，第二年，查出袁氏五世孙袁炳[6]尚在，因而以熊廷弼裔孙之例，选补佐杂等官，以示朝廷抚恤孤忠臣子之意。嘉庆三年，又从广东巡抚陈大文之请，以袁崇焕入祀乡贤祠。[7]

经过官方史书为袁崇焕沉冤昭雪，以及乾隆、嘉庆两位皇帝相继表其孤忠，确立了这一时代官方对袁崇焕的基本看法，即强调其为孤忠蒙冤之臣，不大重视当年的是非曲直。但不同意见仍然存在。乾嘉之际，清廷宗室昭琏所撰的《啸亭杂录》在《毛文龙之杀》一节，直言批评袁崇焕“不计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

康有为、梁启超为满足其政治需求，夸大了“袁崇焕之死”对于明清易代的决定性作用

将袁崇焕之死与“国运”联系起来，是袁崇焕的老乡——康有为与梁启超于清末所作的文章。

“明清之际，关于中国亦大矣，非止系一朝之兴亡也。”1891年，康有为作《袁督师庙记》， 开篇即如是说。按康文的说法，袁崇焕之死，为明“自坏长城”之举，而“国亦殄灭”[8]。这一判断，较之明史“边事无人、亡征决矣”的意见，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袁崇焕-明亡清兴-国运兴衰”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逻辑联系。

与康文的言简意赅不同，梁启超则洋洋洒洒写就《袁督师传》，文章不仅历数袁崇焕的诸多功绩，还为其杀毛文龙之事巧言设辞，着意辩解，试图坐实袁崇焕在明亡之际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梁氏看来，袁崇焕“一人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为古今第一人。

而梁启超此文的真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读袁督师传，二百年前事，其犹昨日也，”“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今日之国难，急于明季数倍，而举国中欲求如一袁督师其人者，顾可得耶？顾可得耶？”[9]

寥寥数语，已表明梁文不仅仅是为考订史实，而是有感而发，借古说今。

北京袁崇焕祠的《明袁督师庙碑记》中，作者王树楠阐述了康、梁二人的未尽之言：“诚以督师之生死，为明清兴灭之所由关，而种族之见，遂酿为四千余年世局之大变，而不可收拾。”[10]可以说，康、梁等人对袁崇焕的重新塑造，不仅有他们的现实政治需求，也因应着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排满思潮。此时将袁崇焕的个人命运与所谓“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动因实起于现实关怀。（文/陈雪）

[1]《三朝辽事实录》卷3。[2]《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天启七年六月初七日。[3]《崇祯长编》卷二五，崇祯二年八月庚午。[4]《廿二史札记》卷三一，袁崇焕之死。[5]《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七〇，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6] 据实录载，袁崇焕本无嗣，堂弟文炳之子过继为嗣，袁炳为其五世孙。[7]《清仁宗实录》卷三四，嘉庆三年九月己卯。[8] 康有为：《袁督师庙记》，《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70页。[9] 梁启超：《袁督师传》，《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96页。[10] 王树楠：《明袁督师庙碑记》，《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71页。

——来自馆友 建哥传奇的馆藏

大明朝本不该亡，皆因此人放了努尔哈赤才造成亡国的悲剧丨大清崛起录

大明王朝本有“起死回生”之良机，但是谁荒废良机，而成为大明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众所周知，大明王朝末代皇帝是崇祯帝朱由检，最后自缢而亡，身后清朝人给他上谥“烈”，庙号思宗，这个谥号和庙号还算中肯。但是史学界有这样一个公认的观点：大明王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个万历就是指万历皇帝朱翊钧。

既然能被公认，那必定是有道理的。那么到底万历皇帝做了什么而被后世认为是大明王朝亡国之罪魁祸首呢？笔者借此文与读者朋友们探讨一二。

万历皇帝践祚之时年仅十岁，而她的母亲李氏本是穷困出身，只因家人无法糊口，李父无奈将女儿“送”进了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的府邸当婢女，谁知一次李氏打扫书房时，被前往书房读书的朱载垕看到，朱载垕见这位丫鬟相貌出众变临幸了李氏，也就是这次临幸，李氏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正因如此，李氏以及李氏家人身份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转变。

皇帝年幼，而且母亲又是贫民出身，在朝野里没有任何根基，找到一位有能力且真心实意辅佐皇帝之人便成了当务之急。

▲万历皇帝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在经历了继位初期的些许政治风波后，万历皇帝及其母亲李氏，很快便确定了这位辅佐之人——张居正。

事实证明，他们母子没有信错人！

张居正不但身为帝师、首辅大臣，同时他也是明朝最著名的改革家，正是因为张居正实施的一些列改革措施，使得日渐凋零的大明王朝起死回生，创造了“万历中兴”的大好时局。

张居正不但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较大成果，而且在国防建设方面也毫不含糊，当时张居正重用两员大将戍守边江，一位是被后人传送的爱国将领，抗倭英雄戚继光，戚继光主要是防御蒙古入侵；另一位就是镇守辽东，屡次平复、瓦解女真和蒙古造反的辽东总兵李成梁。

戚继光大家相对熟悉，戚继光的戚家军在东南扫清倭寇，为我国海防立下传世之功。

戚继光就是带着这些南方人来到北方来防御蒙古人侵袭，当时很多原本驻扎在此的北方将士认为南人身材矮小且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南人无法适应，从而轻蔑戚家军，认为他们根本无法留在这苦寒之地，不可能完成戍守边江的任务，但是戚继光及他的戚家军用实际行动给了那些讥笑自己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一次列队训练中，大雨突降，原本的戍边战士军纪松懈，早已经“自动解散”躲雨去了，只有戚继光和军纪严明的戚家军依然伫立在大雨中，只要指挥官不下达解散的命令，任凭狂风暴雨也绝不后退，从此无人再敢轻视戚家军。

戚继光为人磊落，且精通兵法，是一员难得的儒将，张居正正是因此而决心重用之。

然而有才之人难免恃才傲物，这也是后张居正时代，戚继光落得悲惨寥寥之结局的主要原因。

辽东总兵李成梁，提起“辽东总兵”这个官衔，朋友们应该还是很熟知的，从祖大寿再到吴三桂，各个为大明王朝戍守国土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结局迥异，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然而这位李成梁可着实没让女真人占到半点便宜，甚至让这些让女真人吃尽了苦头。

李成梁深谙兵法，为人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更是冲动陷阵，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毫不含糊。

李成梁对付关外女真和蒙古部落的办法就是“***打出头鸟”和合纵连横，对待发展强大的且有意造反的一律严打，对待有意投靠和依附的，采取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的联合原则。

当时建州女真的总指挥王杲，聚集部众掠夺明朝边镇，李成梁决定出击王杲，万历二年，李成梁平定王杲并将其诛杀，同时这场战役还俘虏了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兄弟二人。

关键人物努尔哈赤出现了，既然已经被李成梁俘虏，他又是如何逃脱的呢？

清史上记载是因为李成梁妻子（妾）见努尔哈赤兄弟二人相貌不凡，便放了二人。这种说法实在是太不靠谱，努尔哈赤兄弟乃是贼首王杲的外孙，这个身份必定是重犯，岂能让李成梁的一位爱妾就轻易放虎归山？所以说清史记载显然不合情理。

那么努尔哈赤兄弟究竟凭什么脱身？真正的原因就是努尔哈赤兄弟投靠了李成梁。

虽然此时王杲已亡，但是他的儿子阿台侥幸逃脱，李成梁正四处通缉他，而爱新觉罗家族正好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双方有了合作的基础，合作的条件就是，我放你回家，你帮我捉拿阿台。

果然，万历十一年，李成梁决定再次出兵攻打王杲儿子阿台，这次战役发生了很多大事件：

"微软雅黑","sans-serif";color:#595959">1.充当明军向导的是努尔哈赤之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这已经说明了努尔哈赤兄弟获俘被放之原因；"微软雅黑","sans-serif";color:#595959">2.觉昌安和塔克世被当做阿台的女真军队而被被明军误杀，这也就有了后来的努尔哈赤“七大恨”之一的“父、祖无罪加诛”。

应该说，觉昌安父子之死确实很蹊跷，这个“误杀”确实疑点重重，本身将向导误认为敌人的可能性就很小，同时通过我们上述分析，觉昌安父子早已经投靠李成梁的明军，是不是这种“误判”的可能性又降低许多？

其实杀死他们父子是另有其人，虽说是另有其人，但是他李成梁也不是完全没有干系。也就是说，努尔哈赤为父、祖无罪加诛这一恨是真恨（有机会同读者朋友们一起分析一下“七大恨”之真假）。

问题已经很明确了，是谁杀他们父子？又和李成梁有什么干系呢？

李成梁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贪污腐败，他利用在辽东的权势经常收受一些女真部落领袖贿赂，特别是一些有意依附明军势力之人，尼堪外兰就是其中之一。

尼堪外兰当时是建州女真苏可素浒河部图论城城主，尼堪外兰之所以要依附明军，其目的就是要统领建州女真，而觉昌安当时是建州女真指挥使，投靠了明军无非也是要立足建州，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言而喻。所以尼堪外兰就在攻破阿台，利用觉昌安寻找孙女（阿台之妻）时，趁乱杀了觉昌安父子。

事后李成梁怕事情闹大而不好收场，并且确实是对不起觉昌安父子，于是允许了努尔哈赤承袭觉昌安父子遗留的人马以及建州指挥使的职位，并且赔偿了努尔哈赤一些兵马。

但杀父之仇，努尔哈赤岂能如此作罢。不久，努尔哈赤便利用父祖遗留和明军赔偿的兵马，讨伐尼堪外兰，最后尼堪外兰死于非命，此事才告一段落。

所以说正是因为尼堪外兰事件，给了努尔哈赤强大自己势力的机会。

努尔哈赤正是利用了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六年这五、六年间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

大明朝灭亡的“大坑”从此被“越挖越深”。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朝的奠基者，后金开国之君

而之后大明中央政府罢免李成梁这一“作为”更是给了努尔哈赤发展壮大的良机。

前文我们讲过，李成梁贪污腐败，生活上极其奢侈炫富，加之他在辽东地区“经营”多时，在辽东干了很多有违朝廷法度之事，例如杀死关外良民冒充少数民族叛乱之人，到朝廷邀功请赏，这类欺君罔上的大罪。

所以言官（明朝时专门发现官员劣迹并上疏弹劾的官员）便弹劾李成梁，经查实李成梁罪证属实，万历皇帝同意罢免李成梁辽东总兵之职，保留其伯爵爵位调回京城。

客观的说，万历皇帝罢免李成梁一点儿都不冤枉，确实罪有应得，但是要是仔细想一下李成梁在辽东的作用以及当时关外地区形势的特殊性，罢免李成梁真不是明智之举。

其实对待李成梁这样的人物，就得使用“棒子+桃子”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其实当初张居正就是这么“使用”李成梁的。

可惜自从万历皇帝清算自己恩师起，也基本上否决了一切张居正时期的政策制度，哪怕这个政策制度对国家的发展是多么的有利，他也会不假思索的坚决否定之。

张居正倾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强国之策，就这样被他给予厚望的“好学生”万历皇帝轻而易举的荒废掉了。其实这才是万历皇帝给大明王朝的灭亡“挖得最大的坑”！

事实证明，李成梁被罢免的十年（万历十九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朝辽东军事废弛的一塌糊涂，而努尔哈赤正是利用这十年时间基本统一了东北女真（叶赫部尚未被统一），并且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假意向明朝称臣，将自己的逐渐壮大阴萌在“合法”之下。

等到大明王朝发觉努尔哈赤的威胁，再度启用李成梁之时，努尔哈赤已经羽翼丰满，早已经错过了剿灭良机，李成梁无奈只好以守为攻，尽力保卫大明边疆，而李成梁能做到的，也就仅仅如此这般了。

可惜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改革家张居正，更为扼腕的乃是“世间再无张居正”！

——来自馆友 菜花不是一枝花的馆藏

怎么刚杀了魏忠贤，大明朝就垮了？

魏忠贤真正得势仅三年，他掌权时，明朝政府抵御辽东后金的入侵还是比较给力的，可以说一扫万历末年辽东战场的颓势，大有光复辽东之势。

魏前期能够认识到辽东与京师唇齿相依的关系，否定龟缩山海关的决议，积极支持孙承宗的推进战略；

后期任由袁崇焕督师辽东，不敢说他多器重袁崇焕，但从来往信件看，袁与魏的关系至少是和谐的，袁最牛逼的几次战功全在魏掌权时诞生。

当时明军的情况是：关宁铁骑不用裁员，军饷仍可足量正常发。皮岛军队不用精简，收入来源也是稳定的。

寄居海岛的毛文龙进行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本着中庸之道，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毛文龙也算干吏，积极进取，开拓了旅顺-义州一线的东江军镇，不断骚扰后金盛京以东的城池；

授毛文龙“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和尚方宝剑，人心笼络绝对到位，搞得毛文龙热血沸腾，誓死巩卫皮岛、朝鲜本土。

盛京的西面，从宁远至锦州，本来荒凉破败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军的火铳、战车、地雷、炸弹配备齐全；红衣大炮这种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宁远、锦州的城头。

魏当九千岁的几年几乎与关外捷报频传的时间同步，宁远大捷大炮轰伤努尔哈赤（回盛京后不久死去）。宁锦大捷明军多次重创皇太极。

丁卯之役，毛文龙在朝鲜拼尽血本击退阿敏数万八旗军，阻止了阿敏当朝鲜王的梦想。皇太极东奔西突累到吐血没捞着什么好处，只能龟缩在盛京。

关外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的背后其实还是钱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税。

明末，天下金银、尽聚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重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

但他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收刮。

浙江巡抚感觉海内咸平，农民不用被折腾都安心劳作，魏简直太给力了，提议修生祠，于是全国掀起修生祠的高潮，辽东的官兵将士修的又好又用心。

袁崇焕称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因为魏给了关宁军丰厚稳定的收入。

在魏忠贤登场的前后，明末的朝堂上有这样一群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南京江南贡院，他们相互视为“校友”，渐渐形成党派，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圣地，他们清高，他们理想主义。

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正义的化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从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话，没接触过底层社会的他们大都是江南乡绅巨贾子弟，花成千上万的银子买个科举名次，甚至不乏中举后继续买官者。

盘根错节的党同伐异，渐渐成为朝堂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坚力量，排挤的齐浙楚、闽等小党派势力时，所用手段不比阉党逊色多少，这就是明末历史上牛掰哄哄的的东林党。

对比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朋党，东林党很多人似乎更适合生活在现代的美国政坛。但掌权的东林党偏偏生活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刻，恰恰成了帝国衰落的催化剂。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

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你浪费国家钱~打败了咔嚓你；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

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很低，除了极个别清官，贪腐几乎是必然的，但顶着东林的名头，钱贪过后不敢承认且一丁点都不愿吐出来（***出来不就承认和说明我贪了嘛）。

史书上写了魏忠贤犯的十大罪，然而仔细看，大多罪状都是图谋啥子啥子却基本没实际行动和证据，修祠堂这种鸡毛事也算大罪？修堵墙挂张画而已，民间自古就有为好官修祠堂的传统。

魏真正做成了的坏事，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东厂杀死杨涟等辱骂弹劾阉党的东林“名士”，以禁言无聊御史们的弹劾。

对于魏对东林党的打击，窃以为在当时的朝堂是非常值得推敲的。魏杀杨涟等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对，但结果是禁言，禁言后，专心为自己为国家捞钱。

明末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银子都在江南乡绅富户的手里，怎么让他们把银子交到国库？东林党出身江南富家，不愿也不能做到；而权倾一时的威权主义者魏公公可以做到。

有了钱才能给军队发工资；才能造各种军备武器，除了红衣大炮:还有地雷、火铳、火棘莉、炸弹等等火器；才能筑城修墙养马。

军队装备牛逼才能内平贼寇，外御强敌。而以上古代军事工业正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就业的好办法。

魏的功业在于保证了帝国税收系统的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广西、北至锦州尽为掌握。

能够用正确给力的人并给予支持（炸伤努尔哈赤的红衣大炮可是用真金白银买的），扳回辽东战场的颓势，抚平北方农民因灾造反的危机。

跟前辈王振之流比起来，不得不说魏的才干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内阁大臣比起来其实也有卓越之处。

抛开党同伐异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错误”不讲，魏至少是个效率极高的注重实用主义的干练能人。

东林党回忆录里说魏本人很愚钝，大多数点子都是他周围的人出的；很多人读了此段瞬间想到了吃葡萄的感觉。

崇祯上台后，与魏比疑心重也就算了，关键收不到税还超级爱清廉，超级恨贪腐……满朝东林士官大多富的流油，科举的排名都是比银子多少的。

此时一个棉袄烂洞、衣服打补丁的皇帝空降下来，突然要搞一场无人配合的反贪运动，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不寒而栗变成后期的笑而不语，一个个都成了超级影帝。

下面的百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各种红白喜事都是搜刮漫天，可偏偏在上面皇帝跟前超级爱装清廉。“您不是爱清廉恨贪腐吗？我被逼只能装啊，适者生存嘛。”

什么？你要钱？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微臣可是“清官”啊。朱由检（崇祯）先生像个孤独的观众一样，深深蒙在东林党上演活剧的一面烂鼓里。

更别提东林党的大本营——江南的税收了，可惜他们不知收敛，戏演过头了，正剧变成悲剧了。

魏死后，辽东的形势再次退化到了万历末年的水平并持续恶化，财政困难的同时，崇祯皇帝疑心重，且在议和主站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先是抛弃孙承宗，然后将袁崇焕凌迟。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了给力的将军，下属官兵们只能干瞪眼，辽东的关宁防线由强转弱、节节败退的局面再难挽回。

袁崇焕督师辽东时，积极研究关外地势民情、八旗军作战技俩，提拔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满桂（蒙古族）等勇将。勤于操练，多次整治军纪，与士兵同甘共苦。

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为袁崇焕大炮所伤，旋即不愈而死；宁锦之战，为父报仇的皇太极小伎俩用尽，却一点便宜没捞着。

可惜的是，这位屡次击败后金军队的功臣良将，在成功保卫北京后居然立即被崇祯罗织罪名下狱，一生从无败绩的大明蓟辽督师被凌迟处死。

袁崇焕刚刚提出的“五年复辽”计划成了泡影。袁死后，他提拔的人中除祖大寿无奈投降后金（投降时改称满清）外，余者皆相继战死。

精心培育的关宁铁骑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手中。

袁崇焕死后，皇太极认识到人数劣势和装备劣势，于是广幕各族勇士，创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并任用毛文龙的得力手下孔有德制作大炮。

东亚第一劲旅的名号最终归属于善于吸纳各族精英的八旗军了。

反过来看北京城的金銮殿上，没有了阉党的制衡，东林党忙着铲除阉党，也提不出保增长、搞基础建设拉动经济的办法，整日提些看似有理，实际荒唐的建议。

有人居然提议裁掉占用开支很小的驿站，陕西米脂的李自成作为驿站职员的铁饭碗工作瞬间丢了，没饭吃咋办？造反算了！

李自成入关中后，取长安，北上轻易击破太原、大同等军事重镇，直到百万民军围困北京时，李自成仍然承诺要三百万银子，封个王就退兵，并答应帮崇祯剿灭满清。

可此时满朝官员仍然没一个愿意出钱的，崇祯终于明白了，他怒了，国家居然毁在这群“吝啬”官员之手。

1644年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祯吊死煤山（现景山）。临死前崇祯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喷出了“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之类的话。

窃以为无非找个托辞洗刷自己的过失与无能，想想此前的几年里，为了找垫背的，平寇无力时，杀了多少兵部尚书？税收捉襟见肘，换了多少内阁首辅？

其实在李自成攻克北京近郊时，崇祯先是听太监曹化淳评价：“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然后，又想到十七年前兄长天启的临终嘱托：“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已经有所悔悟，于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专门祭奠之。只可惜大厦将倾，悔过已晚。

故事并未结束，京师沦陷后，滑稽而意想不到的一幕上演了：在京的东林党一众人本来翘首期盼着伺候新皇帝，结果却几乎统统被李自成、刘宗敏抄家、拷掠、暴尸于街头；少则几万两、多则几十万两的银子从各大臣的家中抄出。

——来自馆友 小天使_ag的馆藏

大英雄摇身一变大汉奸，只需要摆一个大乌龙

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关外传来的战报。跟满清的这场大战，成败关系到大明帝国公司还可以继续经营多少年。

结果第一时间传来坏消息：锦州失陷，前线最高统帅原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蓟辽总督洪承畴同志以身殉国。

前线传回的消息称，洪将军忠肝义胆，一片红心向大明。先是坚守孤城松山，后来因为叛徒叛变导致城陷。洪将军先是骑兵马战，后来下马步战，两度负伤倒下又起来。正要用最后一点力气自刎时，就被凶恶残忍的辫子兵生擒活捉了，他身边的警卫员一个打一百多个也没能将他救回。

据目击者透露，洪将军被俘后矢志不屈，骂不绝口。而满清居然不让洪将军洗澡，任其蓬头垢面。囚车一路北行开往满清大本营盛京（沈阳），洪将军时时回首南望、哭声嘹亮。而一到沈阳，洪将军就开始绝食。

敌人摆放了大量美食在洪将军面前，洪将军连眼睛都不睁，最多用鼻子闻闻味道；无计可施的敌人又召来一大群选美佳丽，妄图以美人计诱惑腐化，可洪将军永远用屁股那一面对着美女。古人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像洪将军这样的，简直是贞操与骨气并重、慷慨与从容并存。

坚贞不屈的洪将军啊，绝食多日之后终于奄奄一息了。这天他回光返照，积攒起最后一丝力气坐起来，朝着北京的方向跪下，深情地呼唤到：

跟着壮烈牺牲，死不瞑目。

崇祯帝听得心如刀割，泪如雨下。为了表彰英烈，他立即下旨：全国统一下半旗，沉痛悼念洪承畴同志。

噩耗传到洪将军的家乡福建泉州府，家乡父老更是哀鸿遍野。

洪承畴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祖父和父亲不是贡生就是秀才，但到这一辈已是家道中落。洪承畴11岁辍学，在家做豆腐干，每日清晨走街串巷叫卖。

然而金子的光芒是藏不住的。洪承畴在旁边的村学当旁听生，还帮里面的学渣们做作业，很快他的天赋就引起了老师的赏识，免了他的学费。洪承畴博闻强记、聪明过人，从小就显露出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苗头来，老师称赞他“家驹千里，国石万钧。”

1615年，23岁的洪承畴乡试中举，第二年赴京会试连考连捷，赐进士出身。他先在刑部干了六年，又到教育部门任职。由于能力出众，一路青云直上。

崇祯二年，在陕西当督道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造反的农民军，一次斩杀三百人。此时大家才惊喜地发现，洪承畴同志不但文才出众，好像还是一名军事天才呢！

当时朝廷的政策对农民军是“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但洪承畴一眼就看出这样的政策只会使农民军习惯于诈降，因此他不但大力剿匪，而且“杀降”。非常之人的非常手段立竿见影，农民军被洪承畴折磨得苦不堪言。崇祯十二年，洪承畴派兵把李自成的老领导高迎祥活捉处死，又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下18骑四处逃窜。

此时朝廷上下一片歌功颂德之声，有人甚至把洪承畴的部队称为“洪军”。可熟读经史的洪承畴明白：这些都是套路，人怕出名猪怕壮，笑脸背后未必不藏着刀子。古往今来哪一个皇帝不担心统兵大将势力坐大之后顺便篡个位？人人都知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当大江南北都传颂着岳家军威名的时候，岳飞同志的骨灰都凉了。

洪承畴一边卖力办事，一边向最高领袖崇祯不断地表忠心，一边还要提防同僚们下阴招使绊子。他长袖善舞、八方不漏，没这应付能力的人，也当不了这么大的官。

洪承畴正待给李自成最后一击，此时清军在关外开始搞事，清太宗皇太极下决心要攻克明军据守的锦州和宁远等地，打开通往中原的大门。

于是洪承畴临危受命，调任蓟辽总督，统领八镇总兵十三万人马，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他采取徐徐逼近、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战事开始向有利于明军的一方发展。后来冲冠一怒为红颜叛变革命的吴三桂，当时只能当他的下属。

只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条真理，在崇祯那里是不存在的。崇祯性多疑忌、用人不专，既委托洪承畴一力督战，又打着兼听则明的旗号，采纳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促战意见，派监军到前线催促洪承畴主动出击、速战速决、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规则：听上级的，败也不算是败；擅自行事，胜也不算是胜。洪承畴当然不敢不听话，他按崇祯的指示办事，结果被正中下怀的清军截断了粮道，最终遭伏击而大败，十余万人土崩瓦解，洪承畴兵败被俘。

身在沈阳的皇太极日思夜想的事，终于由远在北京的崇祯帮他办成了。当然崇祯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他正全身心地沉浸在失去洪承畴的悲痛之中。

此时洪将军的塑像已经造好，供群众瞻仰致敬。北京城中自皇帝以下人人戴孝、浑身缟素，悼念永垂不朽为国捐躯的洪承畴将军。

崇祯亲自拜祭，还写了一篇深情款款的《悼洪经略文》。一把手都这么投入，下面的文武百官更是个个声泪俱下、痛不欲生。崇祯以王侯规格“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亲自致祭。就在他祭祀到第九坛的时候，随军太监从沈阳清营中逃回，带来了一个比英雄牺牲更糟糕十倍的可靠消息：

洪将军没有死，他只是投降了而已。

这样沉痛的乌龙消息，简直是打在崇祯脸上和举国上下心上的、一声比一声响亮的耳光。感情受伤的京城人民把洪承畴的塑像砸碎扔进茅坑，便溺伺候日夜不停。

洪将军并不是一开始就投降的，用陈佩斯的话说“没条件谁投降啊？”

洪将军确实绝过食，多半也确实骂过“满清狗贼快把爷爷一刀杀了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情壮语。清廷上下看美食也没用、美女也没用，有人建议干脆就一刀咔嚓了吧。

此时高瞻远瞩的皇太极说你们脑子在想啥呢？此人文武双全，对中原情况了如指掌。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为我所用，不然杀向中原又有谁来给咱们当导游啊？无论是谁，能劝降洪承畴的，受重赏。

这天早已降清的汉人范文程去探望洪承畴，看他是否果真宁死不屈。洪承畴依旧大义凛然，痛骂不已。范文程也不动气，只是与他谈古论今，说些不相干的事。谈话间房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正好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边说话，一边擦了又擦。

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放心吧，洪承畴不会死的。”

范文程说：“这人连一件旧衣服都爱惜成这样，又何况自己的身体呢。他如今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理由。”

皇太极深以为然。第二天，他亲自去囚禁洪承畴的太庙，洪承畴依旧立而不跪。皇太极也不劝他投降，只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问问你有多少兄弟姐妹你父母尚在吗这样的家常话。

跟着脱下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亲自给洪承畴披在身上，温和地说：“冷吗？有我呢。”

洪承畴同志一向无所畏惧。他不怕肚里没吃的、不怕身边没美女、不怕刀子架脖子，却偏偏怕冷。虽然此时都是农历五月四日了，可谁让北方那时没暖气呢？

于是洪承畴同志就怔怔地看着皇太极，叹了一口气：“多么英明盖世的主子啊！”跟着就跪倒投降了，接下来剃头换衣服，大明人一眨眼就成了大清人。

由于信息滞后，一个礼拜之后崇祯才开始进行隆重的悼念活动，此时洪承畴早就改持了大清***。

这个大乌龙，让明朝举国上下都颜面无光。大英雄原来没死，只是成了大汉奸而已。洪承畴的一家老小被崇祯杀得干干净净，自己也被无数人骂得体无完肤。

清兵入京后，洪承畴又做回了在明朝时的官职。他全心全意地建议清廷采纳明朝的典章制度，从帐篷里刚刚钻出来不久的清王朝一一采纳。如果从清王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角度而言，对中原故国知根知底的、为清政府迅速统一和安定社会秩序贡献了正能量的洪承畴堪称首功。

另外当时怕冷的也不止洪承畴一个人。据说当时南京城破前夕，大臣钱谦益有三种选择：一、抵抗而死；二、逃命而生；三、出降而荣。此时爱妾柳如是力劝其投水殉国，钱慨然应允。

钱谦益率一家老小到常熟尚湖，准备效法屈原投水自尽，但从日上三竿一直等到夕阳西下，钱谦益一直没有跳。

最后他伸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不好办啊。”

于是就此放弃，回去投降去了。反而是柳如是奋身入水、不惜一死殉国，幸而被人救起。

结果洪承畴钱谦益这些人在清廷的眼里，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叛国者，两边不讨好。说不定洪承畴有时也后悔，“你说我当时要是能再坚持一会，我再挺一下下……”

三百年后，学者陈寅恪为柳如是写了一本4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国家将倾、山河变色之际，这些经略大事的洪将军、文采出众的钱才子，论气节还比不上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

当然对他们这些人而言，跟实际利益一比，气节又算什么东西。

王不留行9527的馆藏

绣春刀：谁说东林党不如魏公公？扯淡也要有个限度！｜文史宴

大约十年前，天涯论坛上流行起给明朝皇帝、太监洗地，把明朝文官污名化的说法，到今天影响已经很大，据说是有人特意组织的。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是断章取义、张冠李戴得出来的结论，文史宴公众号特邀明史学者行在阳秋正本清源，讲一讲阉党与东林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不知怎地，今年文（ying）史（shi）界的风气，有点怪。

秦始皇，大秦帝国；司马懿，军师翘楚。魏忠贤，国之重臣。

为浊流人物平反，古已有之。前有“千古一帝秦始皇”，后有“公忠体国是谯周”，本不稀奇。只不过，今年的风气，特别盛。

为阉党平反，无非三个套路：阉党能收税；阉党能打仗；阉党品行未必比东林差。

给东林抹黑，也无非三套路：东林不会打仗；东林代表江南大地主，不上税；东林人品也不干净。

入主出奴，莫此为甚。强词夺理，黑白莫辨。本文拟对近年来网上与阉党、东林党的相关的荒谬说法进行辨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纵不能激浊扬清，亦可以稍明曲直。

对阉党洗地文我将逐条驳斥。

东林有定名，阉党无实指。

把非东林党人的过错推给东林，并不允当；无论就内涵还是外延而言，“东林”都比“阉党”要窄，所指也更确定。

“东林”二字取自无锡东林书院，“东林党”源自魏忠贤崔呈秀所定的《东林点将录》。顾宪成讲学始于1604年，《东林点将录》作于天启年间。硬要有人把1601年的葛贤抗税、《万历十五年》里的“不能数目字管理”也算到东林党头上，实在不通。

诚然，与张居正作对的邹元标后来就是东林干将，不过万历初年又何来东林党？（不要忘了，为张居正平反，正是天启二年“众正盈朝”、东林党当政之时）。

万历末年辽东大败，当政者（方从哲）明明是浙党，又哪里是东林党？

南京沦陷，咎由阉党马士英、阮大铖当政，又与东林何干？

丧师失地、丢失广宁的主要责任人王化贞，可是标标准准的“浙党”（方从哲门生）。

至于南明沦亡，可以说史可法、黄道周、何腾蛟、瞿式耜能力一般不会打仗，但谓其为明亡负责，未免太过。

当然，东林人士如黄宗羲多在文字中回护自己（甚至斥责夏允彝《幸存录》为《不幸存录》）、贬抑他人，后世对此也早有评述。

“阉党”之名乃是清人修史追加、概括而成，《明史》之《阉党传》甚至上溯到天顺、成化年间，明末同时代并无“阉党”之名。

当时人们有魏党、浙党、楚党、齐党、昆党之称，并无“阉党”之名。隆武帝朱聿键登基之初曾说，“北京陷于东林，南都亡于魏党”、“东林魏党，门户马党，交激递变，而有如此之痛效”。

若说崇祯痛恨魏忠贤，没有问题；硬说崇祯和东林党难解难分、甚至诱导读者将袁崇焕之死归于东林党，真令人“不禁莞尔”了——

与袁崇焕一起倒霉的还有举荐袁氏的东林党钱龙锡，难道东林拼命要杀自己人？最初拔擢袁崇焕的侯恂（侯方域之父），可是在崇祯年间被关得够惨。作者真要“黄茅白苇，一望皆是”，也侮辱不了读者的智商。

洗地文一再强调崇祯帝如何如何误国，难道不知崇祯后来用的都是曹化淳、高起潜、温体仁这些货色？崇祯一朝“没有阉党制衡东林”，此一说法岂非梦呓？

崇祯朝的大太监大大的有

——浊流派早都班师回朝了，居然还有人说东林把控朝政？

为魏忠贤阉党洗地者，甚至将“阉党能收税”、“阉党能打仗”也列为魏忠贤的功绩，未免太过。

关于“阉党能收税”这一点，已有张磊兄雄文驳斥。把崇祯帝募捐收不到银子也归咎于东林党，更是令人笑掉大牙。

——皇亲国戚、勋贵武臣，哪一个又是东林党？把周奎、朱纯臣、张维贤等一毛不拔的勋贵同殉国的范景文、李邦华一概而论，其心可诛。

而“阉党能打仗”就更扯了。

——萨尔浒之后稳定辽东军心、锐意进取的熊廷弼，不是阉党；开创辽东新局面的孙承宗、袁崇焕未必是东林党，但绝对不是阉党；至于后来抗清有奇功的阎应元、郑成功、李定国、张煌言，就更与阉党没有半分关系了。

相反，崇祯年间当政的温体仁、祸乱南明朝纲的马士英、阮大铖，可是典型的“魏党马党”。宁锦大捷，魏忠贤尚在襁褓的族人也蒙诰敕升奖，可谓“名节猥烂，贪天之功”，滑天下之大稽了。

无人否认，东林党中出了周延儒、钱谦益之类名节有亏之人。不过就整体而言，道德人格、学问操守，阉党东林之别又岂容翻案？奉劝洗地者好好读读《留都防乱公揭贴》、《钦定逆案》。

退一万步而言，二百年后的清末，人们推翻满清、创立共和、启蒙求变所借重的思想资源，许多就是出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东林遗民。魏忠贤及其党徒，又可曾留下半点学问？

此外，清末遗民多有慨叹“明之亡如荼如火，清之亡如土如尘”，明亡而殉天下者、国破而隐居不出者、坚持抗清而玉石俱焚者（王汎森先生曾有总结），一望而去尽是东林人士（就连钱谦益晚年也转而抗清），魏党又可曾留名？

南京城未破，马士英、阮大铖就已弃城而去（姑且不论能否打仗），较之史可法又何如？阉党品行不端，无论逻辑抑或事实都是铁案，不用辩论。综观明末薙发垂辫、腆颜事敌者，冯铨、孙之獬等阉党逆案人物在所南逃。

“东林不会治国理政”，这罪名未免就更大了。其实，东林根本没有真正、完全、彻底掌握国家政权，又遑论治国理政。

比起魏阉，东林与最高权力始终隔着一层。从来都是“东林制衡阉党胡作非为”，可没有所谓“阉党制衡东林”。

前文已述，以崇祯之刚愎自用，他根本就没真正信任过任何东林人士，硬说崇祯年间的失政都是东林之过，太过牵强。钱谦益一生仕宦生涯，立朝总计不过数年而已——如果这位东林领袖都成了背锅侠，那才叫是非不分。

其实，洗地文醉翁之意不在酒。褒扬魏忠贤是假，贬抑东林党是真。原因很简单，抹黑贤者，永远比褒扬恶棍容易。

——来自馆友 心中有爱春常在的馆藏

明朝独一无二的首辅，为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变法，亦有许多伟大的改革家。很多变法就是以改革家名字命名的，如李悝、商鞅，如王安石、张居正等等，因此，改革家的人生沉浮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

从万历首辅张居正的人生沉浮中，可以看到他遇到的改革难题，看他的得失成败，体会改革者的心态，做当下改革的同路人。

张居正推行十年之久的万历新政，最终也只是成为明王朝灭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

为了革除弊政、再造中兴，他毅然以一身担天下之重，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公忠体国、呕心沥血，综核名实、事必躬亲，终于积劳成疾，五十八岁的年纪溘然长逝。

谁曾想，身体尚留余温，清算已然来临。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不仅有他本人及其家族势力，更有他为之拼上身家性命的新政改革，以及念念不忘的大明王朝。

他所寄予厚望的万历皇帝，非但没有成长为明君圣主，反而成了灭亡明朝的罪魁。

“明之亡，实在万历”，史家自有定论。历来改革家身后所遭厄运，沉痛未有如居正者，这是人生的大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万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明显不同是，张居正名义上要落实明***国以来建立的各项规章制度。但他自己恰是违反“祖制”最严重的一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自行掌控政府，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原本属于宰相的权力被剥夺了，君主专制自此名副其实。

内阁并不是政府的正式机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正常情况下，君主强势，内阁辅臣充其量就当个跟班。

机缘时运，张居正辅佐的是一个十岁孩童。作为首辅，他虽有宰相实权，却并不合乎“祖制”，更无宰相之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无权直接向六部下达政令，只能向皇帝提出建议，也就是“票拟”，待皇帝同意后再传达给六部，这道程序必不可少。

但事实上，张居正不仅实际上取得了原本只有宰相才能享有的部分权力，成为真宰相，某种程度上并且成为“假皇帝”。

明清时期，君主独断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皇帝对于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是颇为反感的。乾隆就明确表达了不满，认为“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这足可代表明清帝王的心理。

张居正素有恢弘宇内、澄清天下之志，而今总揽朝政，一切举措皆出自其手，皇帝反居无为之地。十余岁的小皇帝或许会感激他，但成年之后必定感到后怕、担忧，甚至心生猜忌。

万历皇帝明知道自己才是张居正的主人，但在无法实际支配政权的时候又必须受制于人，甚至对于他的支配者，还必须博取好感。这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心理，为后来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生前身后态度的反复种下了祸根。

张居正一生比较受人诟病的是，堂堂朝廷大臣竟与内廷太监沆瀣一气，玩弄阴谋诡计扳倒恩师高拱不说，还处处袒护这帮阉竖，实在令人不齿。

对此，张居正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为了能够推行万历新政，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上，你们是洁身自好，不愿与阉竖为伍，但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没有!

张居正在处置朝中政务前，必须向皇帝奏请批准，皇帝年幼，李太后秉政，他作为外臣不便经常出入后宫，只能寻找内廷宦官作为连接他与太后、皇帝的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万历皇帝的“大伴”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他是一个在宫廷呆了许多年的老太监，当然具有太监的本性，贪婪刻薄，心狠手辣，毕竟他们不是正常人。

但相对于其他太监，冯保应当算是稍微有些政治识见的，在新政问题上，他总体上都能配合居正，也有为明王朝再造中兴的愿望，这一点最是难能可贵。

张居正是务实干练深通权谋的政治家，绝非迂腐不通世故的书呆子。张居正的意思，既然必须用到内廷，与其用一个只知敛财供皇帝取乐的奴才，远不如让一个稍微懂点政治的冯保来主持内廷事务。

从实际效果看，张居正敷衍、迁就、拉拢冯保的手段是起了作用的，在其当国的十年之中，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有效保障了新政各项举措的顺利实施。

或许正因冯保与张居正的关系，万历在着手清算张居正前，先行问了冯保的罪，可见，万历也视二人为一体。但这些良苦用心，同僚们又怎能理解?

阳明心学发展到后期，空谈流弊逐渐显现，不务实学而好使气，拘执意气之争而不通事理，恰恰走上了程朱理学的覆辙。

顾炎武指斥最深，“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清流空谈误国，必然一事无成，张居正引为深恨，故而于万历三年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谈废业”。毁书院、禁讲学，钳制舆论，张居正因此得罪了读书人。

心学思想家何心隐驳斥张居正禁止讲学的政策，并准备上书与他辩论，但湖北巡抚帮了张居正的忙，把何心隐杖毙于武昌，只不知这是出于张居正的授意，还是下属体会首辅的难处，自己拿了主意。实在地讲，张居正此举有他的考量。

俗语云：“筑室道旁，三年不成。”新政举措一件一件出台，必然触动多方利益，儒生们不识大体、不明事理，更不懂政务，妄生非议，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政措施的落地。

张居正则急切于看到实际效果，容不得对新政有过多不同的意见。

实际上，诚如熊十力所言，张居正“虽未自承得力阳明，然识者则知其为善学阳明者也”。张居正自己也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这便是阳明“人须在事上磨”的意思。

“夺情”事件就像一次预演，暗示着张居正命运的结局。万历五年，张居正十九年未见面的父亲死了，按礼法，张居正该“丁忧”守制，但他内心竟然不愿守丧，他心中所忧虑的还是朝廷，如他离开中枢，这刚开启的万历新政恐怕有始无终、难以为继。

他配合皇帝演了一场双簧戏，应允皇帝“夺情”的旨意，纵然是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

这下同僚、言官甚至天下人都不依了。百善孝为先，朝廷历来提倡以仁孝治天下，当朝首辅居然不守父丧，还算是人吗?还配当首辅吗?

实则上书反对“夺情”的言官，多是真心为张居正着想的人，包括他的门生、同乡和挚友，他们发自肺腑地劝告他，如果他仍然同意“夺情”，那么全天下人就会诋毁他贪恋权位，不顾礼仪廉耻，那时他该如何自处?

但张居正是铁了心的，不管这些，门生同乡的反对更加激怒了他，就假借皇帝之命廷杖言官。

因反对夺情而遭处罚的五个人，全是有名的青年才俊，公认的品质高洁的君子，无一人与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有什么瓜葛，更没有人受到指使，他们反对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扼杀新政，而是真心为张居正考虑。

这其中的纠结，真是让人感慨万分。虽然从表面上看，“夺情”事件是张居正胜利了，但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污点，永远也洗刷不去。

变法改革在实质上是对利益分配关系的重新调整。不论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改革，触犯的都是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者利益，普通老百姓在整体上是得到实惠的。

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为什么都是记载变法改革弊端的文章书籍流传了下来?深层次看，这里边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

王小波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数”命题，认为古往今来存在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绝大多数是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

相反，还存在另一类人，那就是吕思勉所说的“会开口的、受人注意的阶级”。

我们看历史，特别是研究变法改革，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掌握话语权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发出声音的，多是既得利益者及其代言人，他们的所谓“怨言”，通过文人墨客的生花妙笔可以上达天听，甚至流芳后世，变法改革导致“民怨沸腾”的“民”，说的就是这些人。

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新政，简直小菜一碟。

商鞅被车裂，王安石抑郁而终，张居正下场惨烈，都不过是历史现实的一次次再现。真正得到实惠好处的平民百姓，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出自己支持或反对的声音，他们是连表达支持改革的机会也没有的。

罗念生在谈古希腊的悲剧时说，“悲剧里没有什么病态的或恶劣的人物，悲剧里的英雄都是高贵的人物;只是他们性格里有某种缺点，才遭遇那可悲的命运。”

张居正的一生是真正英雄式的悲剧，但并不让人感到悲伤、悲哀，只是感到悲壮，夹带着一丝悲凉。张居正并非圣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道德上亦非完美无瑕，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些都在所难免。

致命的是，张居正信仰的只是权力，他太迷信权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了，却没有意识到，权力既然能够掌控一切，那么等到失去权力时又会怎样呢?眼前的一切只是因为他的存在，如果他不在了，一切都会推倒重来。

权力是把双刃剑，为了顺利推行新政，张居正斩获了近乎绝对的权威，但同时也割伤了他自己，使他沉醉于权力的梦幻之中，无法自拔。

万历皇帝恩准让他的儿子作状元，他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对他勤劳国事的报答，殊不知这种博取好感的心理，顷刻之间就会基于自卑走向反面;

同僚们对他百般奉承，吹捧新政给帝国带来的荣耀，他便以为整个朝堂都与他同样抱着中兴社稷的志向，殊不知他们只是恐惧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

至于那些切身利益受到触犯的豪强劣绅，他以为全都被整治得服服帖帖了，殊不知他们的内心正积压着即将熊熊燃烧的烈火，只等他的死掉，便会发起无情的反攻。

此时此刻，我们仿佛能够听到他们躲在幕后发出的狞笑，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很多事情，张居正是明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

在其生前，必定是已对死后命运有所洞察，故而在与同事官员的书札中每每吐露心声。

如“唯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图国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摇而夺者乎?”“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不复计身为己有”。

不管身处何种艰难处境，他总是抱定以身许国的信念，义无反顾，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行，毫不退缩。

“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吾每读张居正，未尝不废书感叹：明代养士两百年，终至于在如此颓废的时代，造就了如此俊杰的人物!

张居正死后四十年，东林党领袖邹元标拖着曾因反对“夺情”被张居正廷杖致残的双腿，上疏朝廷为张居正恢复名誉。

清流们指责他没有了当年的气节，并质问：你当年骂张居正，今天又为他说话，岂非首鼠两端?

元标感慨道：“为人臣子者，首要为国家计，可不拘小节也。沉浮半生，方知江陵之艰辛。”

这是迟到近半个世纪的理解，更是历史的吊诡!可惜为时已晚，世间已无张居正!

——来自馆友 粤北客家人的馆藏

从明朝天才高拱的失败，看明朝派系斗争的杀人不见血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朱厚熜驾崩的时候，大明王朝的状况，已经到了糟糕透顶的地步。以至于传统小弟朝鲜国王，接到丧讯后第一反应竟不是沉痛哀悼，而是谆谆嘱咐奔丧的朝鲜使臣：这次大明很可能要出大乱子，你去了要小心。

不怪朝鲜小弟暗自嘀咕，只怪大明朝此时一塌糊涂。

就说朱厚熜去世前后的一些事，南方的广东和江西，都有民间暴乱，有些地区的动乱，甚至已经持续了十年。但朝廷却连平叛的钱都拿不出来。北方的鞑靼依旧肆虐侵扰，边关战火不断，年年不消停，朝廷的储备，更是捉襟见肘，比如太仓的粮草储备，最窘迫的时候，竟然只足够支持一个月。

作为内阁首辅，百官之首，老臣徐阶尽心竭力，确保了皇位顺利交接，然后主持朝局，废除嘉靖年间各种弊政，为期间诸多获罪的大臣平反昭雪，稳定人心，减免各地的赋税。里里外外，操碎了心。

但徐阶的毛病，也很突出。他虽然精通权谋，但干起国家大事来，却是小心谨慎，主要的政绩，基本就是纠正嘉靖年间的弊端，大多是拨乱反正。虽说做的不错，但这时明朝的问题，却不是拨乱反正就能解决的。

朱厚熜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除了由于各种弊政因素外，好些麻烦，却也是新形势遇到新问题：这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思想也更加自由开放，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官风民风也深受影响，而在经济方面，商品经济发达，土地兼并严重，民间一片繁荣，政府税收却锐减，而长期的官风腐化，也闹得政府效率低下。大明帝国的上层建筑，早已经是百孔千疮，而徐阶的办法，还是到处补窟窿，虽说里外忙活，却也越发补不过来。

而且徐阶自己的毛病，也非常突出，他是松江人，当地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且从事纺织生意，大搞土地兼并的，以势豪大户居首，徐阶自己家，就是其中势力最大的。这么个背景，指望他能大刀阔斧，实在有点难。

就在这样的情景下，另一个铁腕强人，开始大展拳脚：高拱登上历史舞台。

一：孤傲俊才，皇子依赖

高拱祖籍山西，先祖迁到河南新郑。而比起明朝诸多名臣的寒微出身来，高拱的家庭条件，着实好得很。

高拱的家庭，是名符其实的官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为官。他自己的天资也好，读书识字都极早，自幼就被赞誉为神童。十七岁就考取了举人，而且还是乡试第一名。虽说之后科举不顺，连续几次都遭受挫折，直到三十岁那年才考取进士，但因为科举成绩好，如愿做了庶吉士，先进了翰林院，三十九岁那年，又得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命：成为裕王朱载垕的讲官，也就是大明帝国未来继承人的老师。

这样好的家庭条件，外加好学问，还有一直得意的仕途。这样的人生，想不得意都不行。事实正如此，高拱性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太过得意，同僚面前，更从来都是一副孤傲样，自以为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

按说这样的脾气，上司面前极难混。但高拱有头脑，特别是做了朱载垕的老师后，同僚面前，是一派傲气，但朱载垕面前，却完美收敛，傲气变成了自信的傲骨。这样一来，反而和朱载垕互补起来：朱载垕虽说是皇子，但常年不受父亲待见，嘉靖皇帝性格猜忌，有时候对儿子也提防，日久天长，朱载垕的心理，也变得极没有安全感，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紧张得不行。

而高拱的到来，却恰好令朱载垕心安。高拱行事稳重，判断事务更极为自信，尤其难得的是，他对朱载垕忠诚无比，大事小情不但卖力效劳，更极力宽慰。时间久了，不但被朱载垕极力倚重，甚至成了精神依托。后来高拱升任国子监祭酒，暂时离开了裕王府，但遇到疑难事务，朱载垕还是会写信询问，彼此间的感情，从那时起就深厚。

高拱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嘉靖年间党争最激烈的时期，首辅严嵩权势滔天，次辅徐阶暗中蓄力，俩人都不好惹，夹在中间的官员，如果不想惹事，就得夹起尾巴做人。

但高拱的表现，却实在高调，严嵩面前，从来都不买账。甚至有次聊天，还故意引用韩愈的诗词，当面讽刺严嵩的嚣张跋扈。这要搁在别人身上，怕早被严嵩恶治了。但严嵩深知此人不好惹，不但没发火，反而满脸赔笑，一心套近乎。

而徐阶面前，高拱也极其强势。老谋深算的徐阶，早注意到这个政治新星，也一心着力拉拢。甚至有次高拱外出主持科举考试，出题却不慎犯错，差点被嘉靖皇帝办罪，还是徐阶好说歹说，才给高拱脱了干系。

严嵩和徐阶俩位大佬，之所以如此善待高调的高拱，说到底，还是因为此人的背景：堂堂裕王的老师，别看眼下不发达，将来裕王登基，必然获得重用，搞不好关系就麻烦了。

而对这里面的学问，高拱也知道，所以严嵩得势的时候，他摆谱不搭理，后来徐阶得势，甚至主动推荐他进入内阁，他照单全收，但成了阁臣后，对于徐阶的示好，不但依然不搭理，反而迫不及待，拉拢同是新阁臣的郭仆，串通一气和徐阶对着干，俩人间的争斗，从嘉靖年间晚期就开始，直把徐阶气的够呛。

经过这几件事之后，高拱的形象，也在群臣中竖立起来，一个嚣张跋扈，谁的账都不买的狠角色。

但即使那时候起，高拱的嚣张，却时常在一位后辈同事面前收敛：张居正。

作为后来万历时代独掌朝纲的大改革家，这时候的张居正，还只是个小角色。高拱认识张居正的时候，是在国子监祭酒任上，那时的张居正，还是他的副手，但俩人合作久了，高拱就暗自诧异：这个年轻人不单学问好，实干能力更强，是个有前途的人物。

而后俩人工作关系更进了一步，张居正在老师徐阶的关照下，也得到了高拱当年的机会，做了裕王的讲官，同样也成功抓住了机会，深得裕王的信任。他与高拱的关系，也更近了一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事实证明，高拱不是见谁都狂，反而是真心服有本事的人，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满朝文武，他唯一看在眼里的，只有张居正。

而对张居正来说，这微妙关系，却着实为难：一边是老师徐阶，一边是好友高拱，从嘉靖晚期开始，俩人就在内阁里掐，一直掐到嘉靖皇帝驾崩，昔日的裕王变成了隆庆皇帝朱载垕，却还是不消停。

而且和政治强人朱厚熜不同，隆庆皇帝朱载垕，是个性格异常低调淡泊的人物，执政最大的追求，就是垂拱而治，国家大事，基本都对大臣放手。

所以自从他登基后，凡事基本都是点头，决策都是大臣来，他这一放手，朝廷上吵得更凶了，每次朝会，都是吐沫乱飞，但对这热火朝天的局面，朱载垕的反应，也出名的淡定，甚至大臣吵闹半天，他就和没事人似的发呆，就当啥都没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