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亚投行还剩几个国家有几个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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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世界经济要想重新走向平衡,就必须寻找并促发新的增长点,亚投行的出现正逢其时
    
  从今天的世界经济大格局演变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选择加入亚投行,首要目的都是为了各国自身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复苏缺乏动力。每个国家都希望恢复经济,也想尽各种办法,但仍然没有找到有效途径。这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整体处于失衡状态,不仅东西方失衡,南北方也失衡,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失衡的根源在于主权经济体的内部失衡:美国失衡、欧洲国家失衡,亚洲国家也有问题。
  因此,整个世界经济要想重新走向平衡,就必须寻找并促发新的增长点,亚投行的出现正逢其时。第一,亚投行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中国是这个新增长点的推动者。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积累了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与资本,而这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中国倡议的亚投行是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自然欢迎亚投行。西方国家从经济理性角度来看,也毫无反对理由,因为这是很好地参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机会。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都选择加入亚投行,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亚洲都会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从长远看,谁也不会放弃亚洲经济这块蛋糕。在国际合作方面,有些人过分重视政治制度差异,但实际观察一下,一旦经济不景气,西方国家也不好过,很多社会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简单地说,域内外国家选择加入亚投行,目的都是为了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如果运行良好的话,将会切实促动亚洲经济持续增长。而且,一旦亚洲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开动,不单是美国,所有国家的经济重点都会转向亚洲。
  现存国际金融机构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往往过分专注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使得它们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平衡世界经济方面作用不大,反倒更像是政治组织。
  毋庸置疑的是,亚投行倘若希望比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做得更好的话,一定要秉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精神。中国只是亚投行的发起者,并非主导者,未来亚投行将以平等协商的方式来运行,必须建立在一定规则的基础之上。亚投行必须避免以前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方式,体现更多民主和平等的精神。
  中国倡导的亚投行把重心局限在经济领域,诚心实意地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全球金融经济治理结构。以前中国没有能力这么做;现在中国可以更多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亚投行不仅是中国的机会,而且预示着国际治理体系正在向更好的方向迈进。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5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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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亚投行创始行长金立群作为唯一候选人被该行董事会选为第二任行长。他将于2021年1月16日开始第二个五年任期。亚投行总部大楼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非常荣幸能与大家一道,在过去几年里为银行长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建立了高标准的治理架构,投资多个惠及民生的项目,积极活跃在国际资本市场。”金立群在连任后说,“展望未来十年,我们将继续扩大投资,从核心的基础设施领域,伸延到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聚焦应对气候变化,加强亚洲地区互联互通,动员私营资本,缩小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数字鸿沟。”过去4年多来,亚投行成员数由成立时的57个增至103个,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在金立群就任首任行长期间,亚投行始终保持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给予的AAA最高信用评级,并保持稳定的评级展望。联合国高度肯定亚投行对发展使命作出的贡献,授予亚投行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地位。连任后的首场记者会上,金立群向记者表示,新冠疫情大流行给亚洲成员的生命和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亚投行正在致力于帮助这些成员在抗击疫情的同时维持经济发展。在疫情暴发后,亚投行成立了“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为成员提供预算支持和流动性支持。除此之外,亚投行将继续为成员的常规医疗项目提供资金。“作为一家专注于基础设施的开发银行,我们当然会努力尽快恢复正常业务。”金立群对本报记者说,“目前,我们正在处理紧急需求。一旦疫情得到控制,我们将尽快开启常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投资超过196亿美元28日, 亚投行理事会正式批准利比里亚的加入,由此,亚投行的成员数增至103个。截至目前,亚投行共批准了87个项目,遍及24个经济体,投资总额超过196亿美元,涵盖能源、交通、通信、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和水环境、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以及物流设施等行业。记者从亚投行处获悉,目前,亚投行的五大投资市场是:印度(17个项目,总计43.5亿美元)、土耳其(7个项目,总计19.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7个项目,总计19.4亿美元)、孟加拉(6个项目,总计16亿美元)、巴基斯坦(6个项目,总计12.6亿美元)。28日,亚投行理事会宣布,第六届理事会年会将于2021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这将是亚投行首次在中东举行,预计将与迪拜世博会同时举行。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已贷款近59亿美元今年4月,亚投行宣布向中国提供总额为24.85亿元的第一笔紧急援助贷款,帮助北京和重庆两个城市加强应对突发疫情能力,建设可持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这是亚投行首次出资支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首次针对成员投资突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项目。同月,为支持成员克服疫情带来的经济、财政和公共卫生压力,亚投行宣布设立“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为成员紧急公共卫生需求提供资金支持,为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及其他生产性领域提供融资。该基金的初始额度为50亿美元,随即很快追加至100亿美元,之后又提升至130亿美元。“这是亚投行在全球疫情危机这一特殊形势下推出的非常规举措,特点是能够快速灵活地响应成员的应急融资需求。”亚投行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据悉,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亚投行已使用该基金向12个成员累计批准了16个贷款项目,总贷款额近59亿美元,惠及成员包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格鲁吉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需要在前进中转型,向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亚投行应该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尽快走出衰退。“在‘后疫情’时代,实体经济衰退,就业问题凸显,贫富差距加大,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各国应该继续加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合作,创新合作模式,给实体经济注入信心。”王义桅指出,亚投行在全球治理中至少扮演了三个重要角色。首先,作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全球金融治理的模式。它是由中国率先发起成立的,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立足基建面向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虽然中国是亚投行的发起国,也是最大出资国,但是获得最多融资支持的却是印度,印度在亚投行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亚投行还吸引了诸多发达国家踊跃参与。根据协议方案,在资本金中,75%分配给亚洲域内国家,而25%分配给包括欧洲在内的域外国家。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亚投行的包容性。第二个贡献是聚焦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因为资本都流向了利润最高的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如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学习中国“要致富,先修路”的经验。亚投行实际上就借鉴了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世界银行的经验,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打造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为脱虚向实、改善民生、创造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亚投行对全球治理的第三个贡献是真正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同的看法,而且是聚焦发展中国家最紧缺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亚投行实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良性互动,“这就是英国当初会不顾美国反对成为首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大国的原因。”本文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略有删节亚洲浪潮,博鳌视野立足亚洲 面向世界 传递论坛最新动态 促进亚洲深度合作全球重要对话的传达者 亚洲共同发展的瞭望者原标题:《热点|亚投行: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5年进击之路》阅读原文
摘 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个由中国倡导的、用于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发机构,它的成立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一方面,它可以解决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过剩的问题,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又会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和管理风险。面对亚投行的双面性,中国需要冷静的加以思考。关键词:亚投行;机遇;挑战;基础设施建设一、亚投行概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倡导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亚投行的运营也将采取多样化立体式的现代金融手段,初期提供主权贷款,之后建立信托基金,并且引入了PPP模式,甚至将鼓励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其他资本投资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为最大的股东。各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各国将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股份分配的基础。现有的章程规定,亚投行作为“多边开发银行”治理最核心问题的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区域以外非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占有的25%。亚洲区域内的75%的投票权再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GDP、人口等一系列的指标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二、亚投行的发展历程三、亚投行的发展背景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设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期望能够更快地走向国际。但是亚洲经济体之间很难利用各自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存量优势,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金融危机后确定的国际治理改革阻碍重重,美国不仅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以阻止,而且通过其主导的TPP谈判来压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竞争力,更希望通过辅以TTIP谈判,来绕开WTO多边机制,重新获得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亚投行的建立,将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此改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国际信贷标准的旧有格局。四、亚投行给中国带来的机遇第一,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两个过剩”问题,即外汇储备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中国能够输出的主要是“铁公基”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应配套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来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目前持有1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财政部债权和1万亿美元以上美国公司债权。这两万多亿美元的美元资产,构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中国通过倡导建立亚投行,可以通过投资将过量的外汇储备以高效的方式转移出去。并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建筑走向海外的同时,将中国的基础设施标准加以推广,从而使中国基础建设和装备制造业拥有更加持久的竞争力。第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亚投行业务开展后,中国可以以亚投行信贷为先导,在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通过促进直接对外投资来带动人民币走出去。资本走出国门,必然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会逐渐清除美元和日元的影响,亚投行的成员国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市场,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第三,带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企业可以积极利用亚投行这个良好的平台,推动对外投资的进程。亚投行由于其国际性,当被投资国是亚投行成员国时,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海外投资将会受到较好地保护和支持,这使得亚投行能够降低中国企业在参与国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同时,亚投行不仅仅青睐创建型的绿地投资,还会包括跨境并购,参与一些前景看好的现有项目改造。总之,亚投行一定程度上能成为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资金和信息平台。五、亚投行给中国带来的挑战第一,商业原则运行与基础设施建设短期盈利之间的矛盾。亚投行的主要投资领域为基础设施融资。众所周知,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具有周期长、难度大的特点,因此投资风险非常高,亚投行可能面临的投资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投资项目本身的财务风险,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断、项目借款方乃至贷款国政府清偿能力不足等等;另一类则是由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投资风险。对亚投行而言,第二类风险尤其需要引起重视。长期以来,中亚和南亚各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不够稳定,大国利益的介入也使得地缘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民族和宗教信仰冲突不断,恐怖主义活动较为频繁,从而使亚投行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二,如何更好的保护中国资本的问题。中国对亚投行建立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其中一部分还是国有资本。国家资本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中国可以让国有企业去走出去;坏的地方在于,一旦出现纷争,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行为,被上升到外交和政治层面。因而,资本走出去后,还需要更多的权益来进行保护。例如,中国在墨西哥投资的高铁项目、在缅甸的多笔投资等,都遭遇了问题,并且目前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中国作为最大的股东,保护好中国资本就是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三,高标准与高效率之间的博弈。美国已经多次公开对亚投行的标准规则提出质疑,要求亚投行提高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标准高就意味着低效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低效,高标准是主要因素。但同时,较高的治理标准和较严格的监管会帮助亚投行获得更高的国际评级,这对于亚投行的声誉和募资都是有利的。因此,亚投行必须在高标准和高效率上掌握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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